仿佛一线城市是被摩挲已久而泛黄的封面，中国这本大书的内容究竟如何，要看里面的“章节”了。而武汉就是在这种态势下，重新回到了公共空间里。

2017年初以来，国内二三线城市的房价被“驱赶”而来的资金拉高（图1），缩小了和一线城市的差距；同时国务院在最近两年批复了多部“区域城市群发展规划”，确立了除北上广以外的其他六个“国家中心城市”（按批复顺序分别是天津、重庆、成都、武汉、郑州和西安）；再加上民间机构颁布的各种城市排行榜，直接在终点线上拉上了“新一线”的横幅（图2）……

图1：2017年中以来，一线城市房价涨幅迅速回落，二线城市“趁机”拉近了距离

但很明显的是，武汉当前给大众的认知和期待，离一线城市还很远。虽然武汉的人均GDP甚至已经和上海持平（图3），但这多因为工业化中后期大量基建投资所致。经济质量上，头部企业的数量、规模、所有权结构、盈利水平和职工劳动所得，武汉均远逊于上海（图4~6），甚至也低于沿海发达城市（这个结果其实也不应该让人意外）。整体上而言，武汉虽然经济体量庞大，但和中西部众多城市一样，存在着大型企业数量少、有竞争力的私营企业数量不足（图8）、中小企业数量不少但集中在中低端领域、最终导致全社会整体收入偏低的问题。

图2：新一线城市研究所认为，除北上广深外，武汉城市的商业魅力位于国内第三，仅次于成都和杭州，是最有希望进阶“新一线”的种子选手之一

图3：如果仅以人均GDP来衡量城市发展，至2017年武汉（10.6万）甚至还高于上海（10.31）

图4：从城市的头部企业上市公司来看，武汉仅有52家，勉强排进全国前十，而且上市公司平均市值仅为1000亿左右，仅为上海平均市值接近2000亿，杭州南京也超过1500亿…

图5：…而且湖北省内上市企业也多以国企为主，其比例要比沿海城市高出一截

图6-7：地方国企因为投资领域带来的普遍负债问题，让净利润承压。武汉上市企业净利润率仅为5%，不仅远低于国企比重较高的上海（9.5%）和南京（8.5%），更被以非国有企业为主的沿海城市深圳（11.9%）、广州（11.2%）、福州（24.3%）、宁波（13.6%）等远远抛离。最终体现在员工收入上，湖北上市企业不仅吸纳就业量有限，而且平均薪酬也毫无竞争力（2016年数据）

图8：民营企业500强的城市分布。武汉在数量上领先中西部地区，但和东部沿海城市比较，还存在明显差距

武汉与沿海发达城市的内在差距，可能与城市排行榜之类的宏观指标不符，但却切实地反应在外来人口的个体感受上。知乎上“如何评价武汉这座城市？”有个稍显戏谑的答案：这是座离开了就不想再回来的城市。具体值得吐槽的地方包括：城市大而乱、气候环境恶劣、本地人脾气大格局小、政府办公效率低、工资低而物价已经接近一线城市、以及“好处费”之类的营商成本比比皆是……这些缺点都无须否认和回避，它既是武汉落后的原因，同时也是落后的后果。我们想说的是，武汉当前的确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如果发展得当，它甚至可以回到原先在国内的排位。但它不应该困顿于上述因素，安于行政指派，而应该直接着眼未来，争取在下一波科技浪潮中挤进第一梯队。而在此之前，有必要先明白这座城市“何以如此”：它的哪些缺点是属于发展过程中难以避免的，而哪些特点又是自然地理的因素固化在居民身上的，该怎么应和它来契合未来的产业发展？

首先，武汉“三镇”在传统上是“割裂”的，并不是一座统一的城市。在新中国武汉长江大桥建立起来之间，“三镇”因为被两江隔开，并没有多少交流的需要，其时甚至各区的语言都有差异。汉口在明清两代间已经成为全国最大的商品集散中心，并经鸦片战争被迫开埠后，虽然因内陆港的因素难以参与到全球海运商品贸易中去，但也成为但其间接贸易额在国内也仅次于上海，毕竟洋货也要经长江口销往内陆（图9）。

而武昌和汉阳作为行政、军事和文化属地，一直到张之洞在汉阳开展洋务运动、创办军工厂、钢厂和纺织等轻工业（最后又承接了新中国成立后安置在内陆的七大重点项目，包括武钢、物重和武锅等），同时武昌新办新式教育（其遗产是武汉现今仍是全国科教重镇），整个武汉才得以成为一座比肩上海的“大”城市。

但武汉这座城市的地理气候并不宜居，是口岸的贸易功能吸引人来定居。这两者的混合塑造了武汉人很难为外人理解的复杂性格。易中天先生曾对此有精细的描述：一方面，武汉人得利于“南来北往都经我手”而缺乏提前观瞻、主动服务的意识，同时又因为码头营生人流频繁密集，而生成了防备心重的江湖气息；另一方面，武汉历史上经历多次水患而重生，加上日常严苛的气候环境，这里的人们很难养成悠然的礼仪：他们总是急冲冲地去争抢自然赐予他们的那点舒适，直接、全然不顾并毫不掩饰……

图9：工业时代以前，最大的价值交换来自贸易。货物运输经水路而行，但其运输成本依然高得惊人。但反过来看，货物的运输差价，事实上给港口的劳动人口提供了大量的工作机会。位于汉江和长江两条大河交叉口的汉口，在明清时代成为国家经济地理中心之一，江浙的手工业需要从这里进口原材料，而苏北的盐也要经此运往湖广。在成为漕运交兑口岸之后，其粮运占到省际间的1/5。最终汉口市场上流通“八大行”：盐行、茶行、药材行、广福杂货行、油行、粮食行、棉花行、牛皮行八类，成为了全国最大的商品集散中心。

改革开放后，整个国民经济的重心开始倾向沿海城市。尤其是进入世界贸易组织后，国家更是将各类生产和人力资源努力嵌合进全球产业链，国家的经济附加值开始摆脱原始产品的大范围贸易，改为货品生产。武汉的地理价值逐渐被弱化，它眼见沿海一座座以往不知名的小城镇纷纷崛起、逐步成长壮大甚至超越自己而无计可施。除了把一茬一茬的毕业生培养送到沿海城市外，它的功用只是内陆人返乡时路过的一个站点而已。路过的旅人们甚至不愿意停下来深入了解它：街道一如既往的脏乱、市民粗俗如旧、服务品质根本谈不上，又有什么值得一探究竟呢？毕竟它既没有领导消费潮流的物质产品，也没用开拓精神层面的文化产品。

它本不应该如此，武汉人这么愤懑地认为，国家从未给予“东方芝加哥”兑现自己潜力的机会。可哪座衰落的城市不这样认为呢？“中部崛起”战略对这座城市来说，可能是仅有的一次机会，又该怎么把握？

首先最紧要的一点，是武汉应该摒弃以往内向经济的思维，把自己的发展方向面向全球。经济发展的要义，始终在于你能提供给别人独到的产品和服务。武汉自己并非不了解这点，它生产了全国第一座长江大桥，继承下来的桥梁设计能力在国内城市首屈一指。迄今承接了全球50%左右大跨度的桥梁设计，其工程设计出口到30多个国家，总产值突破1000亿元。这座城市的问题是，类似的领先产业太少，而且这个产业的规模还不够庞大，仅能支持不到500家企业，带动就业人口7万人而已。

除了直接将产品和服务面向全球，武汉更紧要的还是努力向产业价值链条上游攀爬。我们把经济发展的所需要的能力水平从简单到复杂、从容易到困难由下向上排列：贸易——加工生产——产品外观设计——品牌塑造——产品系统研发——外围零部件研发生产——核心零部件研发生产——原创技术研发的路径（当然不是每个产业的都严格依循这种路径），很明显的特点是，越往上走，自然地理优势的影响就越小，对人力资本的要求就越高，当然其竞争也越激烈，但这是不能回避的唯一进阶之路。

而且从当前全球产业的地理分布来看，以中国为首的新兴国家在上世纪90年代开始进入全球化后，对全球产业链的整合已经接近尾声：一方面是产业链开始稳固在不同国家，不再随便跨境迁移（配套成本难以忽视），因为跨境贸易量开始稳定下来；同时另一方面新兴技术的发展开始重构高端产品的价值，以往是实体呈现需要跨境流动的硬件，让位于附着其上的数据和信息，价值交换变为通过互联网流动，这也拉低了跨境贸易在经济总产出的比例（图10~11）。

图10：麦肯锡报告显示，货物、服务和金融跨境流动的价值在2007年达到全球GDP的53%的顶峰后，已经持续下滑到稳定在2014年的39%左右，不再回升…

图11：…而同期跨境的数据和信息交流的总量却疯狂地扩张了45倍

产业附加值的再次变迁，对全球城市地理的影响是显著的。那些传统上的门户城市，如果难以跟上这轮产业升级的浪潮，未来无疑会面临逐渐式微的境况（图12，宁波、青岛和大连要小心了）。而这对于武汉等内陆城市，相当于有了重新站在同一起跑线的机会。如果能够提前布局，并重新整理自己的生产要素，在产业变迁的路径上提前占位，城市未来的发展前景将是可观的。

事实上，武汉当前的良好的发展势头，正是“提前占位”的表现，主要的举措包括：利用发达的钢铁重工业开发下游汽车产业，成为国内品牌最为丰富的城市；提前规避钢铁产能过剩，发展技术要求更高的特种钢；钢铁重工业利用金属冶炼行业的技术底蕴开发光缆这种需要精细化金属加工的庞大电子产业；从重型化工出发延伸出化学制药，开发出原药产业；建立显示器制造基地，提供就业机会的同时，积累消费电子行业内的生产和制造经验……可以说，当前的武汉正是立足于以往的技术和人才积累，瞄准下一个规模庞大的产业，通过不断的产业升级换代，把一个传统以重工业国企为主的城市转变为了多产业共生的经济体。

图12：香港大学王缉宪老师的门户城市演变升级模型：门户型城市的产业发展随时空从劳动密集型资本密集型升级到知识密集型，从大宗的有形的货物贸易转到无形的金融、信息等服务贸易

当然，这并不容易！事后回溯总是不难挑选出成功案例，但真正的挑战总是发生在企业内部。产业升级并不会自然而然地发生，并不是俯拾皆是。它需要极好的时机判断和上下游的支持，克服企业内部的阻力，提前储备好相应阶段的能力，最后运气也不可或缺。对武汉来说，下一步意欲发展的核心产业如信息技术、生命健康和智能制造，基本上而言国内重点城市无一不在此布局，越发激烈的竞争显然会增加城市进一步向上攀升的难度。

那么，武汉可以增强的竞争优势在哪里，政府又能做什么？对顶尖人才的吸引是重中之重，而这往往取决于城市全方位的竞争力。市长接机和注册一条龙服务不是竞争重心所在，整个城市的居住环境如何（你同时还需要大量高素质的邻居来维持周边生活环境）、通勤阻力是否能有效解决（这不仅要解决拥堵，而是要保证有序通行）、是否能提供多层次的学校基础教育、基层人员的服务是否能透明又可预期、业余活动空间是否多样而充分……毫无疑问，这要求全方位优化武汉的市政和规划环境。

除了顶尖人才，高端产业需要配备的大量高学历人才也是城市需要极力争取的对象。武汉在二线城市中先行一步“抢人”值得称赞，但在无法提供沿海城市响应薪资的情况下，应该切实降低城市生活成本（飙升的房价显然不是一个好征兆，它并不是城市成功的“象征”）。武汉缺乏适宜生活的气候环境，更应该利用庞大可扩展用地来提供其他城市难以匹配的生活空间：空间本身就是昂贵的“消费品”！

我们期待中的经济发展会如何改变武汉未来的城市面貌？对创意型人才的追逐，要求政府提供一个整洁有序的城市环境，街道不应该再有脏乱；城市开拓服务产业，要求精细化的水平来提升竞争力，服务质量稳步提升；科技水平进一步驯服恶劣的自然环境（地铁缩短通行时间，提供更高质量的通行就是典型例子），让舒适普及到个人不再稀缺，人民心态上轻松下来举止不再粗俗（到时候“边走边吃”可能不再被认为是豪迈的）……经济发展最终会改变武汉人对外的“偏见形象”，因为它本身是武汉人长期对抗艰难的自然气候和经济环境的衍生品，它并不是天然固有的。

易中天先生认为上帝在塑造武汉三镇时，如果不是头脑发昏,就一定是别有用心。他为武汉选择（或者说设计了）中国最好同时也是最坏的地形和地理位置：既左右逢源又腹背受敌，亦南亦北，不三不四，这可能暗示武汉将会有中国最好但也可能最坏的前途。武汉人长期在这两种前途之间徘徊，他们可能在曾经发达时过于满足和自大了，即便在落寞时都“敝帚自珍”，粗鲁得直率而骄傲。在武汉当前面临的前所未有的发展时机时，我们还是相信，他们最终会靠近最好的那侧。